“美国空气多么香甜。”马里兰大学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毕业演讲，一时间引起众多争议。人们思考：中国学子“走出去”的意义是什么？民族危难之际，“走出去”是“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的经世救国之举。如今，“走出去”是个体追求教育资源的正常流动。全球化的浪潮下，每年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出国求学，亦有数十万留学生来到中国寻梦。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上个世纪90年代的出国留学人员，彼时，他在英国获得环境科学专业博士学位，任英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C4S）终身高级环境顾问，拥有稳定的工作、舒适的生活。2008年底，祖国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毛洪钧教授毅然放弃国外的一切，作出自己内心最为纯粹的选择——回国。

  天津五月最热的几天，正是南开大学城市交通污染防治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建设现场施工最忙碌的阶段，毛洪钧教授头戴安全帽在嘈杂闷热的施工现场和工人师傅们交流着工程进度，他的衬衫已被汗透，但脸上难掩兴奋：“现在还挺乱，但工程进度快得很，下个月你再来看，就是一副崭新的模样。”

  毛洪钧，现任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城市交通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第三批创新“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可是现在这副与工人打成一片的模样，若是不提前了解，真无法将其与传统印象中西装领带的“海归”联系到一起。可毛教授并不在意，他说海归不该仅仅是象牙塔尖的书生，更应该是踏踏实实的实干家。他风风火火，语速也快得惊人；脚步匆匆，凡事亲力亲为。机动车污染控制是毛洪钧教授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向，这门学科的特殊性要求其现场监测、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研究兼顾，他和学生们一起跑现场、做实验，开着私家车频繁往返于京津冀鲁等地的马路、隧道、停车场、高速路以及企业，车身四周早已是刮刮蹭蹭留下多处划痕，他打趣地说：“这是学生们的公车。”

  2009年，毛洪钧教授回国时正值国内雾霾问题初起，人们对雾霾的认知模糊。控制雾霾，首先要了解雾霾因何而起，而了解其成因重点是源头解析。知道雾霾的来源才能对症下药，而毛洪钧一直研究的机动车排放就是“元凶”之一。研究表明：道路移动源污染即机动车污染，汽车尾气排放与燃煤烟尘排放、二次光化学污染一起，被列为导致城市大气污染、灰霾频发的三大“顽疾”。

  当时，毛洪钧教授已在海外从事多年该领域研究，设施完备，经费充足，而我国在机动车排放对空气质量影响领域的全方面系统研究比较落后，回国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从零开始做起，他并没有退缩，也没有犹豫。毛洪钧教授先是同时在位于天津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任职，2013年郑重进入南开大学任职，他的思路很明确，就希望能建立一个在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首家专门从事交通污染防治的研究机构，成为一家横跨交通、环保、汽车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性研究机构。

  从头开始的压力可想而知，天津市、南开大学给予了毛洪钧充分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南开大学将八里台校区原印刷厂和油漆厂提供给毛洪钧使用，并配备具有管理经验的老师协助建设，这里将成为他最重要的研究基地。在其中一间约300平方米的厂房内，巨大的风机前停了一辆四轮轿车，能仿真模拟车辆道路驾驶时的真实场景，使得在实验室内检测到不同主要环境条件下的各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数据，模拟机动车尾气进入大气环境后的化学与物理过程，综合各种各样的因素后提出交通优化方案、机动车控制措施效果评估等。这里是市环保局与南开大学联合建设的“机动车排放控制联合实验室”，也是新形势下直接服务环境管理的科学研究机构的新体制，毛洪钧教授补充道。

  厂房旁还有一个毛洪钧视若珍宝的仓库，里面放置了他从学校四处淘来的老旧仪器设施，比如一台2003年的汽车尾气手持式测定仪经过测试后，仍旧能继续使用，“同学们外出采样时说不定就还能派上用场”。变废为宝，开源节流是科学研究可持续进行的前提，节省下来的科研经费要更好地使在刀刃上，比如购置最先进的环保仪器分析设备、扩建中心实验室。

  毛洪钧教授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对汽车等移动污染源排放对环境影响的全过程研究，从而提出如何减少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优化方案。这项研究包含了发动机工程技术，气象、化学、物理，数值模拟，标准、法律和法规、经济手段，人体健康等多个跨领域学科。”虽任重而道远，但科研人责无旁贷。

  毛洪钧教授的手机备忘里存放着满满的日程表，最近的四张车票就是他的工作日常，5月16日上午从天津到济南，下午返回廊坊，转天早上再去济南，中午再从济南返回廊坊，亲自带领团队进行科学实验、参加学术会议、为国家及地方大气污染防治出谋划策这些事，使他少有休息。

  回国后感受上最大的不同是更累更忙碌了。去年，他甚至累到耳朵短暂性失聪，免疫低下导致带状疱疹不得不去医院输液治疗，但是他不言后悔。毛洪钧教授说：“如果你在国外生活多年后，你就会理解爱国这个词有多么让人动容……汶川地震的第一组照片传到我的信箱时，正值一个项目最紧张的时候，但大半天时间坐在办公的地方什么也干不下去，止不住落泪……”

  毛洪钧198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后先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伯明翰大学求学，获环境科学专业博士学位。2006-2009年间任英国交通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中心终身高级环境顾问。

  国外优渥成熟的科研环境，使得毛洪钧可以不为科研项目资金发愁，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进阶，一些成果成为英国乃至欧洲政策与法规的科学依据。可是，他内心却总有一种缺失感和文化孤独感。

  “我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毛洪钧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自己的文化根基有了更深层次的反思。如今，全世界华人都有一股“归国”大潮，很多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前往西方社会打拼，有着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在学术上和事业上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一批学者，如今，回国的动力非常强劲。

  毛洪钧和记者说，在国外的工作常常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对这样的领域的认知进行，尤其涉及到较大深度的资源整合，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展一些更有意义的研究，研究成果无法完整体现，应用到社会中更是要耗费漫长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国内现在有很多的挑战与机遇，国家有需求、各种研究基金较充足，同时，科研人员科学基础扎实、科研意愿强烈，易于拓宽领域，最重要的是，“你会看到自己付出的劳动转化成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

  他还笑称自己有一个“中国胃”，在英国期间每星期即使驱车很远、东西很贵，也要去中国超市购物，家里的有线电视安装的是中央一套、四套和凤凰卫视，上网看的都是国内门户网站的新闻，即使工作中全部使用英文，在家也习惯用中文写博客。

  2008年，当听到国家实施“千人计划”的时候，毛洪钧率先响应，甚至还没回国前，雷厉风行的他就已经联系相关单位开展工作，“我在国外了解到国内的机动车污染越来越严重，希望发挥所学，在国内做出一番事业。”毛洪钧以第三批国家“千人计划”的身份回国来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工作，几年间，他切身感受到，国家对于创新创业的需求非常迫切，科研成果能够迅速地转化服务于企业、社会。以机动车排放标准修订为例，专家谏言献策到政策法规制定再到实际落地实施，周期很短，能解燃眉之急，环境治理的刻不容缓和全民呼声的日益强烈，也促使像他这样的海归科学家，不断督促自己，要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因为回到自己的国家，感觉自己就是主人，“这就是我自己的事儿”。

  即使是出于最朴素的儿女心，毛洪钧也觉得自身回国是正确的选择。他出身在东北一个军人家庭，2006年从英国回老家过春节，从父母家房子走出回头望时，他发现一辈子坚强的老父亲竟然在阳台上偷偷抹眼泪，“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父亲掉过泪。”此刻，毛洪钧才深深意识到“父母在，不远游”，回国后，他把父母接到身边朝夕相处，陪伴老人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时光。

  回国后，他受邀亲临2009年国庆阅兵现场观礼，“2009年10月1日是我一生中最开心和难忘的日子”，毛洪钧感慨，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固然是召唤海外华人归国的主要的因素之一，但浓郁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才是海外华人回国的真正动力。

  “回国”这个朝思暮想的愿望得已实现，毛洪钧教授思考更多地是怎么来引进和消化西方先进的环境管理经验，并将其融合到我国的管理体制中来。

  在毛洪钧教授的工作室内，能够正常的看到以网格划分对北京、南京、廊坊等多个城市的实时监测的各种统计数据和图表，他在2012年与其他几位千人计划专家响应国家“更好地发挥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的作用”的号召，发起成立“千人计划PM2.5特别实验小组”，义务为河北保定、廊坊等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服务，提出网格化监测与管理的理念。目前以多种方式长期服务于北京、天津、廊坊、保定、郑州、济南等大气污染较重的城市。

  很多人认为造成雾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排放，而对机动车为主的移动源的影响理解不深，甚至在重污染天气下对临时启动的很多应急措施不理解。

  毛洪钧教授的团队在大量采样及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果能看到，以机动车为主的移动源污染物排放已成为北京、天津等京津冀地区大城市颗粒物污染的大多数来自之一。“城机动车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较难做到精准的定量分析，但通过我国学者这几年的大量研究，有了较长足的进步，空气中有多少颗粒物是由汽车排放直接和间接导致的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以北京为例，汽车排放就贡献了27%-31%的占比。”毛洪钧教授说。

  对此，团队采取“因城施策”的方针，根据每座城市不同的污染排放特点，提供错峰限行、限号限行等具体对策方案。比如，北京小车辆较多，因此北京采取应急单双号限行，以及常规每天限行两个尾号等措施；在廊坊，跨界的大货车较多、排放水平高，平时不一定采取限号，但要对重型车、排放尾气高的车来管理；而天津则基于两者之间，但出港、物流车辆的情况更值得引起关注。

  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期间，毛洪钧教授受邀参与为城市制定一个完整的空气质量保障体系，为此，他就和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尾气管理中心，清华大学等机构等共同在青奥会期间对车辆进行管控。“具体到南京马路上的车辆何时行驶、行驶速度、哪些车排放多少污染物……都通过测试、测量进行数值模拟，同时也将工业源、民用源污染纳入考虑范围内。根据模拟情形，提出PM2.5下降目标，再在模型中对机动车、施工工地、工业源操作控制。进而设计细化到车辆行驶路段、行驶时间的管控方案，大幅度减少机动车车辆排放。”所以，人们所看到感受到的“盛会蓝”“运动会蓝”背后，都有大量科研工作人员在分析、研判、建模对其进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管理，有复杂的技术支撑体系。越是重大事件，背后的工作会慢慢的精细。

  但这只是短期效果。毛洪钧教授表示，通过近年来的努力，中国的相关研究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汽车作为一个产业既需要环保、交通等部门的监管，更需要一整套的法规标准包括地方的管理规定、技术规范来引导。

  回国八年间，毛洪钧教授多了丝沧桑，但令他欣慰的是，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拿出了一个可以在城市直接应用的机动车城市交通污染防治综合决策系统，并对其逐渐完备。“这是一个包括机动车排放监测、排放模型，可以模拟道路实际排放、对交通来优化和效果评估。这些年里，能清楚看到这个系统在一个个城市落地生根，帮助地方政府决策。”所以，他觉得自身回国的选择“非常值”，因为他实现了自己当时的初衷，将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推进社会进步。

  对城市交通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他短期的计划是建成一个直接服务于国家机动车、交通污染排放控制的国家级实验基地，同时也培育这样的领域的跨学科人才，为国家、社会服务。长期，是希望总结吸取西方教训，让我国交通污染控制领域可以走出一条新路，使大气污染防治更快实现预期目标，继而改善人群健康。“希望自己的国家空气越来越干净，希望自己的祖国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更加环境友好。”

  而回归到校园，毛洪钧始终是一位老师，在学生的眼里，他是个纯粹的学者，专业相关知识广博而深入，对待学生严格而又亲切。“毛老师的效率高，逻辑性强，熬夜赶项目经常比学生还要晚，时常收到老师凌晨一点多钟发来的QQ信息。”他的博士生张同学和记者说：“老师还经常叮嘱我们基础知识一定要牢，涉足这样的领域之后还要对许多其他领域知道，用到的工具也一定要掌握。”

  未来，毛洪钧教授希望，“可带着孩子们做实验，看着科研成果产出，和他们一起写论文，给他们个人的成长提一些建议，使他们不光在学业上、研究上进步，更注重品德的教育，使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他笑着说：“教书育人才是我个人最大的乐趣。”

  2016年我国有54.45万人出国留学，留学回国人员达43.25万人，中国正迎来规模最大“海归潮”。这五年来，天津积极“筑巢引凤”，加快集聚一批学科结构好、创新水平高、产业支撑强的高层次留学人员，覆盖本市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现代石化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以及金融、教育、医疗卫生领域。天津对引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等顶尖专家及其创新创业团队，给予1000万元研发项目资助。对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人选，给予100-800万元经费资助。对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分别给予5-100万元经费资助。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我市重点支持领域创办企业、控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留学回国人员，给予10-5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支持。此外，天津市还规定：创新创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在职称评定、医疗、住房、免税、配偶安置、子女就学等工作生活待遇方面享受多项支持政策。

  根据《天津市“十三五”期间引进海外人才智力规划》，“十三五”期间，天津市将力争引进留学人员1.5万人，新引进留学人员企业1000家，在津留学人员总数达到4.3万人。天津还将推动京津冀三地建立引智引才工作联席会制度，促进人才共引、实现资源共用，探索海外高层次人才资质在区域内互认互准，破除海外人才在三地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等。